我们村是个大村，要凑起十二个寡妇，不是件难事。
   那年入秋，持续高温，五十天没有雨水，地里的庄稼都打了蔫，玉米的叶子在打卷、干枯。所有的人都心急如焚，绝望的情绪开始弥漫。求雨，这种古老的，悲凉的方式，重新被效法，寡妇求雨，开始在人们中间议论。寡妇一般都拖儿带女生活艰难，老天爷更容易被她们的苦求感动。从西乡里传说过来，寡妇夜间坐在枣树叉上，大声哭诉，越动情越好，要哭一通宵，这样才能感动老天爷。哪个寡妇没有一肚子委屈，一肚子辛酸呢？一哭起来，真得动了情，刹不住车，把几十年的辛酸，都哭诉了出来。老天爷还没有感动，怂恿她上树求雨的人们，已经感动得眼圈红红了，脆弱点的也跟着哭起来，夜里睡觉的人们，也睡不踏实，一会听听哭声，听一会寡妇诉说的心里话，一会叹息一阵，为这寡妇感叹人世的艰难。但是哭到最后，不管你多动情，不能正题，最后归结到一点：老天爷可怜可怜下雨吧。据说这一招很灵，西乡里求来了雨，下透了，庄稼又都水灵起来了。而东乡里则是用十二个寡妇求雨，这样在老天爷那里才算数，求雨的方式也不一样，所谓十里不同俗，西乡那边离我们远点，东乡里只隔条清凉江，我们村，遵从了东乡里的习俗。
   首先站出来的是大胜，或者叫家争家的。家争多年前就死了，大胜带着一儿一女，孩子们成了家，她一个人生活，一年四季，都是一身黑衣，高瘦的身板，粗大的手。这时候她成了解救万物生灵于干旱的英雄。我想，当年大胜肯定心头产生了这样的英雄气概。当所有的人们绝望到剩下这最后一招，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管用的时候，大胜挺身而出。她做得很自然，在街上掰着手指头数前街后街的寡妇们，毫不忌讳，说到谁谁，年纪最大的快七十岁了，年轻的四十多，再少的不能叫人家，说不定还要改嫁呢。人们就说，谁谁她孩子肯定不让参加，谁谁面皮薄，不见得响应。大胜就自告奋勇：我找她说去。就这样，另外十一个寡妇，都被大胜说动，参加了这个为求雨组建的寡妇班，肩负起拯救生灵的使命。
   求雨是在一个大埥（坑）进行的，看热闹的人很多，孩子们跑来跑去。十二个寡妇，每人一只簸萁，一把笤帚，一字排开，大胜走在最前面，引领着大家，怎么走，怎么念道，显然大家已经统一了求雨词，说着同样的话：......十二个寡妇来扫埥（坑），一朝扫埥看井绳.......（记住了两句，也许不准确）她们走一步往簸萁里扫一下大坑里的土，走了若干圈，估计也是有定数的，然后把土都倒进了大坑边上的一口水井里。这时候说来奇怪，人们都仰头看见了北边天上飘来了乌云。可能很多人以为灵验了，要下雨了，纷纷散去。
   乌云是斜着从村子上空飘过来的，制钱大的雨点啪啪打在屋顶上，路面上，村口的沙土被打得扬起雾来。但是，仅仅是这些雨滴，这片云彩来得匆忙，走得匆忙，拖着阴影，从我们村上空过去了，刚刚落下的几滴雨已经被干渴的道路、屋顶和树叶吮干。当那片云彩远去，人们的无奈，叹息，失望，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人们终于还是坚持了过来，延续着村庄的炊烟。
   大胜那一年50多岁吧，25年后，她死在一处借住的房子里。那些求雨的寡妇们，现在只有一个还健在。

   陈大堆是陈二堆和麻贯的大哥，这是亲哥仨。陈大堆活着的时候，有人叫大堆儿，很少，多数人叫他歪歪嘴、或老歪歪。因为中年时候抽过吊线风，嘴歪眼斜，一直没有治过来。常有小童在墙角一探头，叫一声：歪歪嘴，喝凉水！然后顺着胡同噔噔噔跑走，歪歪嘴做个追的样子，骂一声：小兔崽子！
   陈大堆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呢？据人们描述，他年轻的时候是三里五乡的帅小伙，头戴黑礼帽，身穿白绸褂，腰别驳壳枪，红绸子在屁股旁飘着，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处招摇。尽管是汉奸，可也很让人羡慕呢。娶的老婆非常漂亮--据说，但是早死，没有留下子嗣，幸好陈大堆手上没有人命，解放后留了他一口气，残喘到世纪末，也跨了世纪，但被这个大门槛绊倒了，在自己的土房子里躺了半年才断气。
   赌与嫖，成了他晚年时候的两件活。
   赌起来，可以一夜不合眼，嘴巴歪，眼睛也歪，眼皮都快翻出来了，红红的充血，很吓人，赌钱的时候基本不会高声叫嚷，悄悄下注，默默收钱。赌急了拔腿走人。
   按说像他这个模样的人，谁会看上呢？就有。
   那是个月亮天。陈大堆赌钱赌到半截，独自出来了。走到胡同里，哗哗撒了一泡尿，这泡尿尿在一家的墙根上，流到了另一家的墙根。尿完就往街上走，以为他要回家呢，却径直往街面上一家的栅栏门走去，栅栏门上拴着铁链子，是过去水车上用的那种链子，链子很长，哗啦哗啦，捯了半天才捯开。他就像进自己家一样。进了门，回身把门对上，一个人向正房走去。院子里树影婆娑，很安静，好像都睡熟了似的。他知道这一家的男人，正在赌桌上兴奋着呢，胆子很大。屋门也是很轻松就打开，仄身而入。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如果后面没有跟着一个小人，谁会知道这么好的夜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歪歪嘴不愧当过特务。估计那一晚赢的钱，要放在那个女人的大炕上了。
   这家男人是个精明的人，生得也很英俊，可是他的女人竟然偷一个年届七十的老头子，还是歪歪嘴，令人匪夷所思，着了什么道了似的。大概也是那一年，这家男人在公路上出了车祸，大脑出了问题，肇事方赔了数万块钱，但是它也没能再站起来，一个很精明的人落了个傻子的下场。那女人也有些神经兮兮，说自己还跟国家主席有过一腿，谁信呢。男人估计根本不知道自己老婆红杏出墙，也不会再明白了。对于歪歪嘴，估计也更顺手了。白天女人在人前还要叫歪歪嘴爷爷，听了肉麻,甚至恶心。
   我们村最后一个特务死掉了。歪歪嘴家院子里有棵桑树，长得很粗大，有些年头了，没准还是当特务的时候种下的，每年桑椹紫了的时候，都有布谷叫着飞过，他活着的时候，这棵树孩子们随便晃椹子，死了以后，房子塌了，院墙倒了，院子里邻居拴了牛，一棵桑树哗啦啦的在风里，好像细数着一个个抖搂掉的日子。

   

   老凤仙年轻的时候定是个漂亮女人。老凤仙的男人是谁并不重要，我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他留下的笑柄，却传给自己的三代人了。老凤仙嫁过来的时候，男人要小很多，还是个孩子，大人们就逗他：某某，让你媳妇跟我睡一觉怎样？我买给你半斤肉。孩子自然有孩子的思维，不知道睡觉是怎么回事，就说：别说半斤，四两也好。
   人们哈哈大笑。于是乎，半斤四两成了他们家人的特定称呼，传遍全村。他们家辈分高，闹玩的人多，半斤四两成了大家的谈资和笑料。
   老凤仙只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继承了这个略带羞辱的称呼，每次被人开玩笑，都要提到，提的时候根本不用解释，听到的人们都心知肚明，即使不知道的人，知道的人也会告诉他。这个继承，即是被开玩笑人的继承，也是开玩笑人的继承，不然怎么传开，怎么传了三代人呢？老凤仙多少年自己住在土房子里，男人早就去世了，她和儿子，承受着人们的嬉笑几十年，这嬉笑没有恶意，在没有什么娱乐的年代，却使他们经常成为娱乐的对象。这就像老凤仙每天从地里背回来的一筐草，直到去世，肩上还有勒过的印记。
   直到孙子们成家后，人们叫半斤四两少了，开始叫四两肉，下面的孩子，减成了三两。这就是农民的幽默。有一年，他的小孙子结婚了，娶上了媳妇，晚上几个家伙去听房，竟然听见了小两口的对话，两个人事毕，互相问起体验，这个孙子说：像开小火车一样。几个听房的家伙立时哈哈大笑，差点从屋顶上摔下来，同时，不可避免的还挨了一顿臭骂。第二天，小火车的称呼传开了。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小火车”新买了一辆拖拉机，高高兴兴地在路上试车，地里的人们几乎同时高叫：哈，看哪，跟小火车一样！这时候老凤仙已经不在了，当然也耳根清静了。
   无独有偶，这样留下话柄留了几代的人家还有一户。
   老山药，原名王俊岭，是在相亲的时候留下的话柄。那女人个头矮，长得不好看。人们问他这女的怎么样，王俊岭就说：哼，长得像块山药。谁让家里穷呢，最终还是娶回来了，估计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这话会传开。王俊岭不再叫王俊岭了，被人叫做山药蛋，他老婆被人叫做山药母子(用于育秧的山药）。对我来说，王俊玲在爷字辈上，从来没敢叫过。王晚年时候跟我父亲很好，经常到我家来坐着闲磕牙，他有个嗜好，喜欢吃咸鱼的头、尾巴和鱼鳍，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母亲拉开我家的小橱子，端出一个盘子，盘子里放着我家没有吃的鱼尾和鱼鳍，说是给他留的，我惊讶的望着他，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捏起这些东西，慢条斯理的咬着，嚼着，嘴里发出鱼骨的声音。在油灯的光影间，他给了我一份了不起的感觉，一份神秘，可是他的眼神却是平淡的，我们全家人，几乎都觉得很有意思，津津有味的看着他津津有味的吃掉那些干巴巴的咸咸的鱼尾鱼鳍鱼头。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情景让人心里涩涩的。不知道他怎样有了这个“喜好”，是为了可惜这些东西，在家里就养成的习惯？还是为了表演一下自己的绝活，看着别人的惊讶感到满足？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呢？
   王俊岭老了的时候，人们才叫他老山药，不这样叫没办法了，他的儿子们已经继承了山药蛋、麦茬（收割麦子后种的山药，一般都长成条块状）、山药蔓等称呼，人们想像力很丰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绰号，谁也不用挣。山药母子是去年正月去世的，活了八十多岁，成了山药祖宗，一手看大了两个孙女、三个孙子,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敞怀露乳的抱着孩子，头发蓬乱。在这些孙子还光着屁股的时候，也都有了自己的“封号”：山药叶、山药根根儿，这叫法是混用的，逮着谁，哪个称呼也适合。
   村里人们有时候闹起来不管不顾，但是因为叫绰号恼了的情况并不多，被闹的一般辈分大，或者辈分小，可以开口就骂，也吃不了亏。随着一代人一代人，这称呼或许被新的取代，也可能还要被叫下去，跟不知道的人解释起来会越来越麻烦，追溯起来，还要倒扯到老祖宗那里。
 

     钢爷爷是一个粘缠人，慢性子，性子慢的就像电影的慢镜头，每迈出一步，都怕踩死米羊，冬天若是感冒了，稀鼻涕快要淌过“河”了，才慢悠悠的吸溜一下，看人的目光永远没有光彩，没人见过他兴奋、着急---这么说也不准确，我父亲就说过一次钢爷爷着急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可是太久了，大概能上推五十年。五十年前钢爷爷有了两个儿子，大的叫烂梨（这是后来的外号，真名字记得很文雅，但记不准确了），二的叫二胜。二生那年也就七八岁的样子，因为什么被急性子的钢奶奶骂了一顿，一赌气跑出来，跑到生产队的牲口棚，躺在草料堆上呕气，我父亲晚上看牲口，就住在那里，筛草料的时候看见二胜在那里蜷缩着，就把他叫进自己屋子里，屋子里有火炕，很暖和，二胜吃了一些料豆喝了水，倒头就睡，我父亲看看半夜了，竟然没有家里人来找孩子，觉得很不像话，就悄悄来到钢爷爷家院子外面，急赤白咧喊道：钢叔，钢叔。喊了几声里面人才醒，点上了灯。
     你家孩子们都在家里吧？
     怎么了？钢奶奶在说话。
     南边有个孩子哭着跳井了，听着像二胜，我问问他在家不？
     没在家！钢爷爷答。
     紧接着就听见钢奶奶和二胜的姐姐小琴哭起来，一个哭孩子，一个哭兄弟，乱成一团。钢爷爷没穿好衣裳就冲出来：快快快叫人，抗梯子，拿绳子---
      一家人全醒了盹，慌了丫子。
     父亲一看效果达到了，就说，别急别急。钢爷爷可急了：捞晚了没命了。声音里都带了哭腔。钢奶奶则开始连哭带数落:让你找孩子你不找去。。。。
  孩子已经捞上来了，在牲口棚的炕上暖着呢。父亲这样一说，一家人才停下来。钢爷爷跟着父亲到了他住的小屋，看到二胜正睡得小脸通红，那有跳井的样子，把孩子抱起来一看，还把炕尿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钢爷爷一辈子就急这么一次吧，我们那一片的人都知道。
     钢奶奶却是个利爽人，家里家外，包括身上穿的，都干干净净，孩子多了有时候顾不过来，但是钢爷爷每次出家门，她都用笤帚疙瘩给扫扫前胸后背。晚年的时候钢奶奶糊涂了，自己死了两回，谁也说不明白为什么。头一次自己攒了很多安眠药，悄悄吞吃了，昏睡了两天，醒过来，发现还活着，竟然哭起来。第二次准备得很充分，在死的前一天，还了小卖部两包烟钱，还了借铁头的三块钱，还了借莲荣家的洗衣盆，家里挂在铁丝上的衣服被单还没干透，就喝了一种喷棉花的药。家里人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开拖拉机送医院，命是保住了，但生气折了大半。她自己选择的两次，都没有结束自己，便越来越糊涂，没出两个月，生命自己选择了结束，尽管不是她自己选定的日子。
     此后一年吧，烂梨和二胜，这两个儿子相继在三个月内去世，得的是同一种不治之症。那年春节上坟，二胜走在我身后，我看一眼他，因为一年没见，吓了一跳，说：二胜叔，你脸色怎么这么黄。二胜叔说：咳，老了呗。没想到，这哥俩都没有再过一次年，一年中相继死去。二胜叔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儿子姑娘都不在家，二胜婶子本来陪着他，听见房后面吆喝卖山药的，就跟老头子商量买点山药熬山药粥喝，自己去买山药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回来时，二胜已经死了。烂梨一直在大队苗圃里种的有园子，一天中午，家里做的凉面条，一边吃一边跟儿子小俊布置吃了饭排队浇韭菜去，吃到第二碗时，忽然感觉不舒服，身子一倒就断了气。这哥俩个，生前没有什么大苦难，死的时候也利索，没有受多少折磨。
     钢爷爷眼看着几个亲人死去，好像无动于衷一样，依然迈了五六年的八字步，安详而逝。他的死我没有任何印象，好像人们早就预料到他会死，意识当中认为他也该死了。
 

一只绵羊拴在我家房后的槐树上，绵羊不是我家的。绵羊拉的粪蛋也不属于我们家。瞎二狗，爷，不知道该怎么叫更合适，但人们的确这样叫，当面带个爷字，背后就免了这个字。瞎二狗爷的额头上永远勒着一根黑布条，如果没有这根布条，他的右眼皮就会耷拉下来，眼睛就真的瞎了，左眼没有必要勒布条了，因为没有一丁点视线了。羊是他的，羊拉的粪也是他的，每次都用一个很小的铲子敛走，在村子里，我只见过他有这样小的一个铲子，柄很长，弯的，不用弯腰太低。记不清他是哪年死的了，只记住了他恐怖的眼睛，和脸上的红润的笑。
   瞎二狗爷死了以后，他的地盘被高存粮占了。高存粮放的养很多，大概有百十只吧。高存粮一辈子没娶媳妇，也不喜欢搭理人，一对三角眼只看自己的羊，别人不跟他说话，他就当没看见你。极少有人进过他的家门，据说他非常节俭，墙上糊的报纸还是七十年代的，被子黑乎乎的，一天两顿饭，饭锅基本不用刷，灶里添把火冒阵烟一个人的饭就好了。晚上把羊赶进圈里也不点灯，高兴的时候到胡同口坐坐，听别人说笑话、摆古，不高兴就一个人迷着了。都说他三年不知肉味，说的都很确实，据说买过一回香肠，吃了还拉肚子。人们没见过他买什么东西，羊卖了，钱就攒起来，有人开玩笑说他攒钱是不是想买个外地媳妇，他赶紧说：要那个干嘛，麻烦。很腼腆的样子，脸悄悄红了。五十岁的时候这样，六十岁的时候还这样。死了以后，弟媳妇在家里找出一些钱，谁也不知道是多少，羊们全被卖掉，这一项就收入万把块。
   胡同是个死胡同，住在这里的几家，人丁都不怎么兴旺，堵在胡同口的一家人多些，现在孩子们都有了工作，只有老太太偶尔来住。这家的男主人在晚年认识了我，并引为知己，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了，在此几年前我还寄过在学校办的诗报给他，一提，竟然记得。我每次回家，他总是知道，来找我，也忘了聊的什么，兴致很高，让我觉得心里惭愧，觉得应该先去找他，觉得自己有点失礼似的。我与他的小女儿同岁，一个班上小学，一起给学校养的猪砍菜。一个叫小羊的同学比我们大两岁，一次，教给我说：你跟淑芬说，咱们到葫芦沟砍菜去吧。我还没去过葫芦沟，在大家南，知道很远很神秘。就给她说了，忘了她怎么反映了，肯定是女孩子的那种反对。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情，那时候确实对人家有点好感，但是她有鼻炎，看电影如果挨着她，总听见她抽鼻子，很烦人。没有想到，她的父亲，二十年多年后把我引为知己，不过很快，这个瘦弱的和蔼的镶着一颗金牙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书生的文人，被查出肝癌，三个月后辞世。我知道的时候，早已经出了大殡，用句村里的词，驾鹤西游了。好不哀叹！
   住胡同口的陈二堆管着敲牌子下地，那块铁牌子是水车的半个大齿轮，用八号丝拴在他家门口的臭椿树树叉上，他每次从自家门洞的一个土坯窟窿里，掏出那根一匝多长的细铁棍，还蹲着喝粥的人们就赶紧往嘴里划拉。陈二堆曾经是个兵，抗美援朝的时候逃回来，文革时候被揪出来批斗，村里的干部为了保护他，关照他把问题严重性讲清楚，认识要深刻，结果在批斗大会上，陈二堆表情严肃的、沉痛的，对着麦克风说：我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人们静了一下，顿时大哗。伟大这个词那时你能用的呀！错误还有伟大的？结果罪加一等，差点给毙了，村里人赶紧圆场，说他是个文盲，不知道伟大怎么用，其实他不是那个意思。最终活了下来。陈二堆后来娶了个傻老婆，生了个傻闺女，一生凄惶，市场自由后推着虹车子赶集上店的倒卖水果，我还吃过他的鸭梨。晚年村里出钱把他送进敬老院，多年没见他了，估计已经死了。现在蹲在胡同口的，是他小兄弟，翻盖了他的房子，耳朵聋了，但精神很好。满脸麻子，人们叫他麻贯。不知道他大号，再回村子时我要问问。

西郊十年前不种高粱了
种灯杆，种柏油路，种大楼
西郊的农民十年前就不下地了
只要耕锄女人的肚皮
就能过上小康生活，甚至
成为威震一方的豪强
从乡下来这里的手工艺人们
懦弱着自己的生存
坚硬闪亮的工具一般都保守着
淬火之后的善良和沉默

西郊的生活浪漫呀
灯也红了
酒也绿了
有人怀疑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还是身份证上的
那个村
那个姓氏

到西郊散步的人多起来了
肥胖者看起来都像贪官
扭捏者看起来都像荡妇
不小心在街角还会撞上一对同性恋
一下子把时光扯到夜晚